王永利:社会融资规模的调整

当今,“社会融资规模”越来越影响货币政策的运行。随着它的日益重要,我们也应该对它的准确性提出更高的要求。

IMI学者、中国银行前副行长王永利从社会融资的边界出发,强调了建立“社会融资规模”指标的重要性。

最后,王永利认为,在仔细分析现有指标的构成后,仍然存在一些问题。社会财政规模指标的界定和统计亟待完善和完善,要及时“整改”,做到清正廉洁。

随着“社会融资规模”变得越来越重要,对其准确性的要求应进一步提高,以避免过度波动和“干扰”视听。

2月15日,央行披露,1月份社会融资规模增加4.64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1.56万亿元。1月底,社会融资余额为205.08万亿元,同比增长10.4%,比上个月增长0.7个百分点。

其中,银行承兑汇票贴现大幅增长5160亿元,同比增长4813亿元,增速超过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增速(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增速3.23万亿元,创单个月新高,同比增长3284亿元);未贴现银行承兑汇票增加378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2349亿元。

这些数据披露后,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围绕货币政策是否“水涨船高”、票据是否存在严重套利的激烈争论,直接引起了国务院总理的关注。中央银行还专门召集了一个专家论坛进行讨论。

事实上,1月份人民币贷款(包括银行承兑汇票贴现)同比增长13.4%,比去年年底低0.1个百分点,比去年同期高0.2个百分点。这种变化是银行在年初扩大贷款的习惯做法,贷款增长也不远了。

同时,广义货币(M2)1月底同比增长8.4%,比去年年底高0.3个百分点,比去年同期低0.2个百分点。这种变化不是不合理的,也没有必要过于恐慌。

至于贷款的增加,承兑汇票的贴现率大幅提高,这是投资结构的变化。原因需要进一步分析。

同时,它还涉及到如何看待和准确反映“社会融资规模”。

包括从广义货币的定义到与广义货币总量的关系,到指标的构成和改进,其内涵和外延的界限等。,可能需要逐一澄清。

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统计社会融资规模的国家,也是最早建立社会融资边界“社会融资规模”指数的国家。

经过初步研究和准备,2011年4月中旬,中国人民银行首次公布了当年第一季度全国社会融资规模的增量数据,并正式公布了“社会融资规模”。

此后,进一步发展为每月披露社会融资的“存量规模”和“增量规模”,并补充了2002年至2010年的数据。

根据权威定义,“社会融资规模”(social financing scale)是指实体经济在一定时期(每月、每季度或每年)内从金融体系(目前实际上指“国内金融体系”)获得的资金总量(不包括股权投资和从海外获得的债务资金)。

目前,“社会融资规模”包括四大类十个子项目。

融资的四大类型是:第一,金融机构的表内贷款,具体包括人民币贷款和外币贷款。

其次,金融机构提供表外融资,具体包括委托贷款、信托贷款和未贴现银行承兑汇票。

第三,直接融资,具体包括非金融企业债券和国内股票融资,但不包括中央和地方政府发行的政府债券和地方债券。

第四,以其他方式为实体经济提供金融支持,包括保险公司补偿、金融机构投资房地产、小额贷款公司和贷款公司贷款。

从2018年7月起,中国人民银行将完善社会融资规模统计,将“存款类金融机构资产支持证券”和“贷款核销”纳入社会融资规模统计,并在“其他融资”项下反映。

从2018年9月起,中国人民银行将把“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纳入社会融资规模统计,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将根据债权债务在托管机构的登记日期进行统计。

当然,作为社会融资,由于统计困难,有些不包括在内。例如,私人直接融资(投资、借款等)。)如果没有金融机构和P2P,私募股权和对等贷款中的股权众筹也不包括在内。

社会金融与M2社会金融规模和广义货币总量之间的关系不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长期以来,货币金融的一个重要指标一直是广义货币总量(M2)。

通过综合分析M2的变化(增长率)、M2对国内生产总值比率的变化和通货膨胀率的变化,可以相应调整货币政策的取向和强度。

然而,资金总额的构成因国家而异,尤其是融资结构。一些国家发展了直接股权融资,而另一些国家(中国非常典型)间接债务融资比例很高。这使得货币总量、增长率和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非常不同,很难直接比较。

在我国,如果融资结构发生较大变化,债务间接融资比例下降,衍生货币规模受到抑制,就有可能在不影响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的情况下优化融资结构,同时货币总量的增长率会下降甚至不会上升, 因为直接股权融资(中央银行或商业银行购买企业股权除外)可以增加社会融资规模,满足社会投融资需求,但不会增加资金总量。

因此,只看货币总量指数确实存在一定的问题,容易误导货币政策。

如果我们能够计算出社会融资规模的变化,我们肯定会更好地促进货币政策的有效运用。

当然,计算货币总量相对容易,主要是流通中的现金和包括在总量统计中的银行存款。准确的数字可以很容易地从央行和存款机构获得。

然而,社会融资规模的统计数据要复杂和困难得多,这就是为什么这一指标在世界上没有先例。

自“社会融资规模”指数在中国推出以来,已被社会各界广泛接受和应用,其侧重点逐渐超越M2,成为中国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的一个日益重要的指标。

“社会融资规模”指标的引入和应用,已成为中国在世界货币金融领域的一项开创性探索和重要贡献。

关于社会融资规模与货币总量的关系,权威人士解释说:社会融资规模统计反映了整个金融体系的资产面(对应于实体经济的债务人面),而M2统计反映了金融机构的债务人面(对应于实体经济的资产面);社会融资的规模衡量货币是如何创造的,而M2衡量的是经济总共创造了多少货币。

这两者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它们的比例基本一致。长期趋势非常接近。

但这种说法实际上不够严格。

这是因为M2仅指人民币总额,而社会融资规模包括外汇资金(不包括从海外获得的资金),如实体经济部门获得的外汇贷款。两者的口径明显不同。

同时,金融机构购买外汇投资人民币(表示为其“外汇贡献”)将增加人民币货币总量,但从社会融资的角度来看,这只是实体经济部门将外汇资金转化为人民币资金,不是其融资行为,也不是增加其融资规模;股票和债券等直接融资以及未贴现的银行承兑汇票和信托贷款现已纳入社会融资规模,但无法获得资金或扩大M2。

比如这个等等。,虽然两者之间有一定的对应,但它不能完全对应,不能说是“硬币的两面”

两者的规模基本相同,只能是偶然现象,而不是必然现象,更不可能通过刚性追求两者的相互匹配来刻意调整社会金融规模的统计内容和口径。

必须指出的是,正是因为社会融资的规模不同于广义货币的总额,它才更有价值。

如果它完全是硬币的两面,它的价值可能会大大降低。

3“纠偏”是否是因为“社会融资规模”变得越来越重要,对该指标准确性的要求将进一步提高。

现实的困惑就在这里。我们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经过对现有指标构成的仔细分析,仍然存在一些问题。社会财政规模指标的定义和统计需要改进和完善,需要及时“整改”以纠正这种状况。

一、“社会融资规模”的定义。

目前的定义是“实体经济在一定时期内(每月、每季度或每年)从金融系统获得的资金总额”。

直视是指金融机构在一定时期内向实体经济部门提供的资金。

但是,事实上,现在纳入“社会融资规模”的一些资金只是通过金融系统直接融资,如非银行机构和个人通过金融市场购买股票和债券、投放委托贷款等。,而不是金融机构提供的资金。

因此,将“社会融资规模”定义为“实体经济部门通过金融系统获得的资金总额”更为恰当。

金融系统不进行的融资可能不包括在内,因为很难进行准确的统计。

二是“未贴现银行承兑汇票”的处理。

社会融资应指实体经济部门实际获得的资金和“未贴现银行承兑汇票”。尽管银行提供了一定的信贷,但这完全是银行的表外业务。贴现之前,银行并没有真正提供实际资金。因此,将未贴现银行承兑汇票纳入社会融资规模的统计是不合适的,由于未贴现银行承兑汇票的不规则大幅增减,容易影响社会融资规模的变化和分析。

因此,建议尽快将未贴现银行承兑汇票从社会融资规模中剔除。

第三,海外融资的处理。

为了充分反映一定时期内社会融资的总规模,将实体经济部门通过海外发行股票和债券从中国获得和引入的资金纳入社会融资规模是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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