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杨凯生:对当前几个经济金融问题的思考

目前,有观点认为,经济下行压力不小,贸易战带来金融风险和不确定性。

中国工商银行前行长杨凯生认为,中国经济形势总体良好,但仍面临一系列不确定因素,应应对各种挑战。

就金融形势而言,总体上没有必要悲观,但资本和证券市场的一些混乱仍需关注。

在监管政策方面,近年来监管力度加大。我们对此的态度不容忽视。我们要按照有关整改和管理的要求,走过场,落实到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健康发展。

融资困难的实质是企业缺乏足够的资本。

企业资本短缺的原因在于我国企业主缺乏资本意识。当企业规模增大时,应补充相应的资本。否则,随着规模的扩大,企业的杠杆率将继续上升,融资能力将不可避免地下降。

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建立和完善企业资本(而不是资本)补充机制。

在采取必要措施解决眼前的冲突时,还应注意避免未来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冲突,并处理权宜之计和长期解决办法之间的关系。

全文如下:一段时间以来,有一种观点认为,当前经济下行压力不小,金融风险也不小。此外,中美贸易战的前景仍不明朗,所以我感到有点担心。

有一种忧患意识是好事。

当前经济运行的内外环境中确实存在许多不确定因素。我们不应该盲目乐观或粗心大意。

但是,首先应该肯定的是,尽管稳定发生了变化,但中国经济和金融的总体形势仍然保持良好的稳定。可以说,经济发展的“大市场”依然稳定。

这不是陈词滥调,有一些数据支持这一观点。

例如,今年上半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6.8%,连续12个季度稳定在6.7%至6.9%。

消费者价格的上涨幅度不大,前七个月消费者价格上涨了2%。当然,最近似乎有进一步增加的迹象,但总体水平仍处于正常和可接受的水平。

就业形势也基本稳定。7月份,全国城市调查失业率为5.1%。

此外,我们应该更加重视我国经济的结构调整和优化,这与可持续发展更有关系。

今年1月至7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1%。应该说,这不是一个低数字。

更重要的是,前7个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6%。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1.6%和9%。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也增长了9%,明显快于整个产业的增长。

上半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78.5%,同比增长14.2个百分点。

私人投资和制造业投资也有所改善。

这是经济结构调整的结果。

当然,我们也需要看到问题。

例如,一方面,供应方结构改革的主要任务,特别是“三比一、一减一补”,仍然有许多事情要做。另一方面,要想在当前形势下大力推进,我们需要考虑到一些企业的经营困难,同时也要考虑到一些地方政府平台在早期阶段借钱建设的项目,这些项目还需要继续投资才能有效。

这在松散、紧密和困难之间造成了两难的境地。

另一个例子是,金融混乱的集中整治在某些方面尚未完全达到预期目标。然而,近期P2P问题、债券违约和上市公司股权质押融资比例偏高时有发生,这在一定程度上干扰了监管部门的整改措施,影响了决策,推迟了一些行动的实施。

例如,我们一再承诺坚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方向,不从事人为和竞争性的汇率操纵。然而,在一些国家肆意破坏国际贸易规则、搞霸权主义的情况下,所谓的反周期因素平衡也是对智慧的一次考验。

总的来说,虽然我国的总体经济形势值得期待,但面对一系列不确定因素,应对当前各方面的挑战并非易事。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庞大的经济和市场,的确有足够的回旋余地。中国经济非常有弹性,不能像其他一些国家一样突然“崩溃”。

问题是我们必须保持改革的决心。当我们采取必要措施解决眼前的矛盾时,我们应该尽力避免给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增加新的困难和障碍,也就是说,我们应该处理好权宜之计和长期解决办法之间的关系。

对金融形势和金融风险的基本看法是,金融风险不大,首先要看的是中国金融市场的结构。

我们过去常说,我国是一个以银行市场和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市场结构。

应该说,目前的情况基本相同,短期内似乎很难从根本上改变这种情况。

例如,通过分析今年7月新的社会融资结构,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现象。

今年7月,社会融资规模增加1.04万亿元,其中对实体经济的人民币贷款增加1.29万亿元。

人民币贷款的增长超过了社会融资规模的增长。

截至7月底,人民币对实体经济贷款余额在同期社会融资存量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

因此,在讨论金融风险时,我们应该首先关注银行风险,尤其是银行信贷风险,因为到目前为止,这仍然是中国金融市场最重要的部分。

只要银行稳定,总的来说就不会有不可抗拒的问题。

从第二季度末的主要银行监管指标来看,商业银行流动性比率为52.42%,比上季度末有所上升。

不良贷款率为1.86%,比上季度末上升0.12个百分点。

银行贷款损失准备金余额为3.5万亿元,比上季度末增加1036亿元,但准备金覆盖率下降178.7%。

贷款拨备率为3.33%,基本稳定。

从这些指标来看,首先,它在国际同行中仍处于相对较好的水平。

二是监管部门加强了对银行资产质量的检查,不良贷款统计偏差进一步减小,我国商业银行贷款质量基础更加坚实。

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保持在1.86%的良好水平。

这表明我国商业银行的资产风险是可控的。

第三,银行处置不良贷款速度加快,银行业消化风险的金融承受能力仍相对较强。

因此,总而言之,我认为中国银行业总体上是健康的。

同时,考虑到银行业在中国金融业中的比重,逻辑结论是中国金融业目前总体稳定,难以化解的系统性风险发生概率不高。

虽然没有必要对金融形势的总体看法悲观,但我也认为,金融运行中存在一些问题,必须予以重视和谨慎对待。

例如,资本市场和证券市场的形势仍然不理想,整顿一些金融混乱的目标没有完全实现,一些非法金融活动也没有消失。

一些P2P平台“如雷贯耳”,一些债券违约,一些上市公司股权过度质押融资比例较高,这些都影响了金融市场的稳定。

这些地方性风险中的一些已经导致了一定规模的社会群体性事件。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这些问题。金融稳定与发展委员会近日召开了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特别会议,并就相关问题进行了专门研究和安排。

你对过去两年金融监管的强化有何看法,特别是自去年金融工作会议以来,监管部门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监管措施,这在过去是罕见的。

有些措施可以被理解为采取激进措施,从源头上引导和控制资金流动,以便让更多资金进入实体经济。例如,对理财业务、资本管理业务和金融同业业务的监管和重组仍有明显效果。

然而,也有一种观点认为,这些监管措施过于有力,一些政策过于集中,导致叠加效应。

有些人甚至认为风险源于风险的处置。

我不同意这种说法。

当然,在做任何事情时,都有一个如何把握节奏和强度的问题。这就是传统哲学所说的:“太多太多”和“欲速则不达”。

然而,与此同时,也有人说“矫枉过正”和“慢性疾病必须开猛药”。

前一阶段的一些金融混乱不仅违反了行政法规,也违反了法律。一些打着金融创新旗号的做法并不是所谓的对传统金融的颠覆,而是对基本经济金融常识的挑战。一些金融活动声称,它们可以向公众,特别是弱势群体提供更方便和更高回报的服务。事实上,它们是基于牺牲投资者基金的安全性。有些是真正的庞氏骗局。

不下定决心尽快解决这些问题,对人民和我国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不负责任的。

相关部门采取措施完善法律法规,加强监管是绝对必要的。

一个生病的人不应该因为他的病而受到责备,因为医生说他病了,但是他真的病了。

当然,如何治疗这种疾病应该是非常重要的,无论是吃药、注射、输液,甚至手术等。,不同的病人,不同的疾病,医生需要采取不同的方法。

不吃药就能痊愈的人不会吃药。那些可以通过服药治愈的人不会接受注射。那些可以通过注射解决问题的人不会接受输血。如果你能在内科处理,尽量不要做手术。

这是医生对病人的治疗原则。

事实上,再次治疗这种疾病为时已晚。关键是在为时过晚之前治疗疾病。

例如,我们应该尽最大努力减少认知和工作偏差所带来的风险。

例如,在包括宣传在内的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必须注意坚持辩证法,避免片面性,反对形而上学。

在这方面,有一些经验教训值得总结,比如P2P网络借贷。

坦率地说,我一开始有点放纵,但后来我发现问题变得越来越大,迫切希望马上解决。

目前,“雷声大爆炸”似乎过于集中,因此它似乎有意无意地减缓了监管和合规的步伐。

当然,这里有一些技术原因,但主要原因是思维和方法上的偏差。

当时,片面认为接触互联网是新的,通过互联网做事是创新,忽视了网上金融也是金融的基本原则。

在这方面,应该说从业人员和相关部门有可以总结的经验教训。

例如,一些P2P从业者,正如一些人在问题发生后道歉时所说,“由于我们的无知和傲慢,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害”,“在短短几年里,我们一直依靠激进的商业战略和资本的力量,一路奔跑”,“我们经历的悲剧使我们意识到我们缺乏敬畏之心”。

坦率地说,从监督的角度来看,思想方法也是片面的。

在一度的舆论氛围中,甚至更多地谈论P2P和互联网金融监管似乎有点不合适,好像它不支持创新。

后来出现了“适度监管”的政策取向,这与依法监管的基本精神和一切改革都要以法律为基础的精神是不一致的。

是否“温和”应该反映在规则中,而不是反映在现有的规则和条例明显存在的事实上,但是可以允许一些从业者忽视和不执行它们,可以允许监管者视而不见和视而不见。

例如,金融业务是有执照的,需要资本,需要批准吸收公共存款,并需要为贷款的风险做好准备。

这个系列最基本的底线不应该动摇。如果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早些时候得到澄清,可能就不会有这么多P2P问题和这么高的试错成本。

我真诚希望网络金融能够健康发展。

互联网技术可以使金融业的运营效率更高,客户服务质量更好,风险控制更有效。

然而,为了实现这些目标,网络金融的发展路径应该是正确的。

目前,要按照整改和控制的要求认真落实。

打折和走过场将给这个行业的未来发展带来更多的麻烦和麻烦。

如何看待企业融资困难?这是一个老问题。为什么不容易解决?必须有一个机制来重现问题。

首先,银行是做什么的?简而言之,该行的主要业务是吸收公众和各种客户的资金,然后再借给他人。

借入的资金应当能够收回,吸收资金(存款)应当支付利息,借贷资金(贷款)应当收取利息。

所谓的存贷利差是银行重要甚至主要的利润来源。

从这个角度来看,银行不会为了“赚钱”而主观上不愿意借钱给企业(除非他们为了控制风险而“不愿意放贷”和“谨慎放贷”给某些企业)。

在前一阶段,出于各种原因,一些银行热衷于借钱给同行而不是非金融企业。这可以分为两种情况:第一,如果借钱的同行(其他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最终借钱给实体企业,那么钱仍然流向实体经济,但资本流动链很长,环节更多,成本更高。

第二,如果同行有钱投资和炒作金融产品(证券、股票、房地产等)。),出售这些资产的人返还资金并投资于金融资产,这形成了金融系统内的资金转移空并减少了进入实体企业生产和流通领域的资金量。

这是我们在过去两年专注于业务重组时想要解决的问题。

应该说,迄今为止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

但是,应该指出的是,即使这些问题得到解决,企业现在所反映的融资困难会得到解决吗?

银行间业务问题在过去两年才变得突出,所谓的企业融资困难也远非两年。

一般来说,所谓企业融资困难是指企业在生产经营中需要资金来维持或扩大生产,但却无法获得资金,因此需要向银行借款,但贷款需求却无法始终得到满足。

一个简单的分析表明,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贷款人(银行)害怕放贷,因为借款人无法偿还贷款,或者因为银行因资本充足性约束而无法放贷,或者因为银行本身因流动性约束而无法放贷。

应该说,在我国,目前除了银行由于担心一些企业的贷款风险而决定影响贷款发放外,银行自身的资本充足率和流动性水平仍能满足监管要求,这不足以影响信贷发放能力。

因此,一个企业能否达到银行的信用标准,从而使银行敢于放贷,已经成为一个企业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获得银行融资的重要原因。

所谓对银行信贷标准的满意无非是澄清三件事。首先,你借钱干什么?第二,你打算怎么还钱?第三,如果你没能成功,你打算怎么办?也就是说,你是否符合银行的信贷政策,你是否有偿还贷款的意愿和能力,以及你是否有其他信贷增强措施来支持它。

事实上,这些条款,特别是第2条和第3条,直接或间接反映了银行在放贷前应该考虑企业的实力。

从某种意义上说,可以说是企业自身的实力决定了其获得融资的能力。

一个企业的实力不是用它的总资产或规模来衡量的,而是用它的净资产和资本,即它的负债率来衡量的。

因为这是决定企业偿付能力的根本。

自20世纪80年代中国开始“转移”贷款以来,资金向国有企业再注入的渠道已经减少。

贷款变更前,固定资产投资由财政进行分配。与此同时,财政也每年增加对企业的固定营运资金。

事实上,这些都是企业投资者(国家财政),他们定期和不定期地以不同的形式增加对企业的资本投资。银行贷款只需要超过限额的临时营运资金。

因此,在那个时候,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不会太高。

高杠杆和融资困难的问题通常不存在。

实施“从拨款到贷款”有助于解决企业资金使用效率低下的问题。然而,问题是没有建立企业资本的补充机制。随着生产的发展和规模的扩大,杠杆率(负债率)不断上升。

高杠杆率将直接影响企业的偿付能力,低偿付能力当然会影响企业继续融资的能力。

因此,可以说,所谓企业融资难的实质是企业缺乏足够的资本。

企业缺乏资本的原因在于,中国企业的所有者(投资者),包括国有企业和一些民营企业的投资者,长期缺乏一种资本意识,没有意识到他们必须有资本(capital)来经营企业和做生意。企业成立和业务拓展后,资本(资本)必须不断补充和增加。企业资本(资本)不足,借贷过多,负债率过高,再借钱和筹集资金会越来越困难。

我认为要解决企业的融资问题,必须抓住这一关键点。

完善企业资本补充机制是支撑实体经济运行的关键。现在有关部门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对银行提出了许多要求。目的也是帮助企业解决融资困难的问题。

强调银行必须支持实体企业的生产和经营,特别是小型和微型企业的发展。这不仅是解决我国当前经济运行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的需要,也是银行业自身进一步转型发展的需要。

在这个问题上,各级政府、企业、金融监管部门和银行有着基本相同的认识。

每个人都在努力通过几种方法更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然而,要解决企业的融资问题,我们不能简单地增加贷款。关键是要解决中国企业过于依赖银行信贷的问题。

因此,必须建立和完善企业资本(非资本)补充机制。

这里不讨论上市企业的增资机制,私营企业也不讨论。以国有企业为例。目前,有关部门主要关注如何“管理”国有企业的资本管理,控制资本流失,管理资本的保值增值。这当然是必要的。

但问题是考虑如何“弥补”不多。

我们必须为国有企业设立单独的负债率上限,建立和完善定期和不定期的资本补充机制。

强调国有企业的管理应以资本管理为重点是非常正确的政策,但资本管理不仅是实现资本回报的要求,也是保障资本安全和防止资本流失的重点。

以资本经营为主的企业管理还应包括一项内容,即国有企业投资者和国有企业监管者有责任保持其所拥有和管理的企业资本充足,并有责任将所控制的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稳定在合理水平。

一旦企业负债率接近极限,国有企业的所有者和管理者必须做出选择。对于那些想继续拥有并变得更好、更大、更强的企业来说,他们必须努力以各种形式注入资本。对于其余企业,应选择或限制这些企业进一步增加债务,以减少对资本的额外需求,或转让股权退出这些企业,实现资本分配结构的调整。

简而言之,必须明确的是,企业的财务约束机制不仅是为了约束企业经营者,也是为了约束企业所有者。

当然,我们这里所说的主要是国有企业,但有资本(capital)经营企业的基本原则也适用于其他企业。

如果这些问题不清楚,所谓的企业融资难也就不清楚了。没有对这些问题的明确认识,所谓的企业融资难题就无法解决。

目前,一些措施,如将银行的债权转化为股权,要求向一些企业发放的新贷款不得少于一定数额,甚至鼓励企业在不偿还本金的情况下更新贷款,可以理解为应对当前经济运行中的不确定因素,解决发展过程中需要分阶段解决的一些权宜之计。

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监管当局为响应社会各界的呼吁而采取的一些措施。

但是,我们应该认识到,虽然这些措施在缓解企业融资困难方面会起到一定的作用,但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作用仍然有限,有些措施是不可治愈的,也不能制度化。

在解释推行一些政策和措施的必要性的同时,我们还应明确这些措施在实施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

我们应该坚持辩证法,不要说片面或过分的话。

这也可以留出空用于未来的政策调整。

例如,不偿还本金和贷款的做法只能是特定时期内少数具备一定条件的企业的债务重组方式,不能在社会上形成借款百年不坏,一千年不还的心理预期。

据说,有些地方的一些企业提出,"仅仅不偿还本金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希望利息不会得到偿还。"

如果是这样,应该在哪里讨论银行资金的流动性安全?如何调整贷款存量结构,优化增量?更重要的是,法治所必需的契约意识和诚信概念将受到不当损害。

简而言之,在采取必要措施解决眼前矛盾时,应努力避免给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增加新的困难和障碍,特别是避免形成新的体制枷锁,必须妥善处理权宜之计和长期解决办法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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