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俞树成先生

在安徽师范大学本科学习汉语期间,我选修了俞先生的“唐诗风格”课程。我不太记得具体的内容。我只记得俞先生的形象。这个班级秩序井然,友好。此外,我不占用上课时间。上课前,我把大纲整齐地抄在黑板上。

高三时,我被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生录取。毕业时,我拿着毕业纪念册,请俞先生题写。俞敏洪首先题写了李商隐的诗(后来我才知道):“华乾为大哥担忧,钱骥羡慕年芳”。这是一个很大的笔字符。下一个更小的词是“送学生从中学到南大”,这显示了俞敏洪的时间感,以及他对学生的热切期望和告别之情。

1994年,我获得硕士学位后回到了母校的中文系。因为我不在教研室,所以我胆小内向。除了互相问候,我很少和俞先生有任何联系。

直到2003年,俞先生来找我,说我教当代文学,写诗。他问我是否可以写一篇关于王蒙旧体诗集的评论。我受宠若惊,担心自己写不好。一方面,我对王蒙的作品和其他作品了解不多。另一方面,我写自由风格的新诗,不理解旧诗。

余老师鼓励我去尝试,说我相信我能写得很好,并提醒我王蒙的诗深受韩愈的影响。

因此,我先读了王蒙的新诗和旧诗,然后找到了《韩愈全集》,一起读了。我还阅读了唐代其他诗人的一些作品。

初稿写好了,战战兢兢地寄给了俞敏洪。

几天后,俞敏洪写了修改意见,并向我解释说,比如王蒙的诗不能全部用几个字或几段来引用,整首诗应该恰当地引用,这样读者就可以对王蒙的整首诗有一个大致的了解。例如,王蒙的诗歌风格多样,我把它们简化了。

我点头同意。

现在看来,这些都是非常简单的问题,这表明我是多么天真。

经过两次修改后,俞敏洪有点满意,亲自把它送到了《华尔街日报》编辑部,这样我就不用自己担心了。

该刊于2004年第一期,标题为《论王蒙旧体诗的智慧》。

这是一个激发我对古体诗兴趣并尝试写古体诗评论的机会。尽管迄今为止没有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但总的方向预计将保持不变。

两年后,我又写了一篇关于周啸天教授的旧体诗集《欣托尔居的诗》的评论。我向俞先生征求意见。俞敏洪称赞这篇文章比王蒙写的要好,并帮我把文章的标题改为“从古到新,优雅和谐”。

很难发表评论现当代旧体诗歌的文章。俞先生还帮我把手稿送到杂志上,并推荐出版。

我只能心存感激。

1998年,我和几个写诗的朋友建立了一个小型的民间诗歌组织。我不时出版一本名为《裂缝》的小册子。

安瑜师范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成立后,在时任中心主任杨四平的建议下,俞先生同意接受《裂纹》作为《诗学中心》的内部刊物,由我编辑,由《诗学中心》出资。

我欣喜若狂。资金有保证。

从那以后,当我和别人谈论这件事时,我自豪地说我接受了“录取”。

俞敏洪觉得“差距”不是很大。他建议我改名。后来,我接受了一位诗友的建议,把我的名字改成了“诗窗”。他编辑了几年,出版了七八期。

在其中一期,我发表了更多的个人诗歌,冯三也包括了他自己的照片。俞先生对我说,“有人认为《诗窗》的个人色彩太浓了”。语气委婉,但我有意识地脸红了,并试图在那之后不发表自己的作品。

因为“诗歌之窗”基本上是一个“个人出版物”,我在其中征集稿件,自己编辑和校对。我没有太多时间,我的思想也很松散。我甚至没有考虑如何增加编辑数量和提高质量。出版物逐渐停止编辑。

这就是我为俞先生感到难过的地方。

俞敏洪身体状况一直很差,尤其是近年来身体虚弱,走得很慢。

有时我在去中国诗学研究中心的路上遇见俞先生。我向你问好。俞敏洪微笑着,轻轻点头,没说什么。

8月23日,叶邦义老师发短信告诉我俞先生不幸去世的消息。我简直不敢相信。我不敢发布消息。我想万一这是假的,我怎么能不辜负俞先生呢?还想,爷老师不仅仅是弟子,不会犯错吧?后来,当我从学院得到消息时,学校门口的讣告也贴出来了。我感到沮丧。

我把俞敏洪去世的消息告诉了暂时住在合肥的孙文广先生(孙先生擅长诗歌,现为诗歌学会会长。我已经追了好几年了)。孙先生哀叹了很久,说俞先生太累了。

我也这么认为

俞先生不抽烟也不喝酒。他没有任何坏习惯。他为什么这么穷?只是太累了,他忙于教学、科研、人才培养,没有时间让他打理,严谨,经常动手,不想麻烦任何人。

太严重了,一定是累了。

俞敏洪的道德风格令人钦佩。

8月26日,文学院的许多老师欢迎俞敏洪的骨灰归来,并在他家向他告别。

9月2日,学校为俞树成先生举行了追悼会。当陈文忠先生说话时,他哽咽了好几次,说不出话来。他说俞敏洪通常走得很慢,但这次他走得太匆忙了。

是的,俞先生这次匆匆离开了。

为了统一,我想和俞先生告别:教育界愿做人民的阶梯,学术声誉极佳。

坚定地站在山顶上,建立自己的学校,更不用说桃子和李子找到了自己的路。

春天批评是好事,秋天的消息似乎丢失了。

告别陈先生的那天,浙江山上的雨云庄严肃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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